两会部委专场国家卫计委答记者问_[新闻new]

网导读：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新闻中心在梅地亚中心多功能厅举行记者会，邀请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李斌、副主任马晓伟和副主任……

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新闻中心在梅地亚中心多功能厅举行记者会，邀请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李斌、副主任马晓伟和副主任王培安就“实施全面两孩政策”相关问题回答中外记者的提问。但在回答“两孩问题”的同时，记者们也就医疗、医药、健康中国等问题向国家卫计委相关领导发出了提问，现将相关回答实录整理如下。

华尔街日报：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中国何时会全面放开生育政策？您觉得最早放开的时间可能是什么时候？第二个问题是，越来越多的中国产妇选择到海外，包括美国这样的国家寻求生育服务或者冷冻卵子，在中国什么时候会有这样相应的生育服务提供给中国妇女呢？

李斌：第一个问题我来回答，第二个问题，请我们的马晓伟先生回答。我刚才实际在回答第一个问题的时候已经讲到了，中国是人口大国，人口众多，2015年我们的总人口已经达到了13.75亿人。我知道，美国的人口是3.2亿人左右，而且美国是第一大经济体。从人均的经济发展数量和人均的生活质量来说，这个差距还是比较大的。所以中国做决策，必须要从中国这样一个基本国情出发。人口众多，人口与资源环境相对比较紧张，这些条件、这些国情没有根本的变化，所以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还要长期坚持。

至于什么时候全面放开，我今天和前年的回答差不多，没有时间表。国策要坚持，生育政策会根据每一个阶段人口发展的趋势来进行科学的研判，根据形势的变化，及时做出生育政策的调整和完善。就像全面两孩政策，经过了反复的论证，根据形势的变化来提出这样的建议，最终中央做出了这样一个重大的决策。谢谢。

马晓伟：我来回答第二个问题。全面两孩政策放开以后，国家卫生计生委根据我国目前高龄孕妇的情况，以及现有产科医疗服务能力的状况，对这样的工作做出了具体的安排。第一，我们准备在“十三五”期间扩大产科的床位，建立省市县产科的一整套服务体系，增加床位。同时，进一步采取特殊政策，加强产科医生和助产士的培养。[

第二，我们正在做的，是做好高龄孕妇的风险评估和健康检查工作。对高龄孕妇摸清底数，建档立卡，随时观察孕妇在怀孕过程中可能产生的一些问题，特别要高度注意高龄孕妇和有可能出现的并发症。第三，医疗机构要充分做好准备。我们在2017年以后，要在省一级建立高危孕妇的急救中心，要在市县建立高龄孕产妇和新生儿的急救抢救病房，加强ICU的建设，同时加强病人的转移和绿色通道的建设和管理，充分保障我们有能力做好高龄孕妇生育的工作。

同时，在医疗机构当中，还要建立多学科的组织体系，由一位副院长统一负责，调配指挥高龄孕妇的重症抢救工作，这样使我们把工作能够做到底。关于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问题，中国在这项技术上是成熟的，北医三院乔杰院长是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学科带头人，在这方面我们国家的技术是紧跟世界先进潮流，达到国际水平。全国经批准开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和设置人类精子库的医疗机构共有432所，每年完成70万例。我可以在这里负责任地说，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在中国是成熟的，解决这个问题不用到国外去，在国内是可以解决的。

中国日报社记者：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促进医疗卫生和养老服务相结合，请问这方面的工作进展如何？下一步有没有类似的打算？

李斌：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孟子说过，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还有一位法国作家司汤达也讲过，他说老人受尊敬是人类精神最美好的一种特权。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医疗保障条件的改善，人民的寿命会越来越长，所以老龄化是全球人口发展的一个共同的趋势。我们国家2015年60岁以上的老人已经达到了2.2亿人，占总人口的16%左右，老龄化的速度是比较快的。老年人口在医疗、照料、护理、康复等等方面的需求快速增长，这样就给卫生资源和服务资源都带来一个巨大的新的挑战。

大家也知道，我们国家的老年人口是世界上最多的，因为我们人口基数就大，所以我们碰到的每一个问题的总量也是最大的。要解决这个问题，只靠医疗服务、我们盖多少医院、再培养多少医生仍然不够用。无论是居家养老还是进机构养老，没有医疗服务的保障，老年人不安心，子女们不放心，所以就得把这两者结合起来，把资源进行统筹，实行医养结合的方式，来解决老年人老有所医、老有所养的问题。

换个角度看，我们做好了医养结合的服务，满足老年人服务的需求，促进健康的老龄化，这本身也是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贡献。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国务院常务会议专门研究了医养结合解决老龄服务的问题，并且还发了相关的文件。目前已经开展了试点工作，要求各地在医养结合方面，在投融资，在价格政策、土地政策、税收等政策方面，人才建设和信息化建设方面，都要出台相关的支持政策，鼓励各地积极探索多种医养结合的方式，比方说对口支援、合作共建、建立联合体等多种方式，来加强医养结合。同时整合资源，开办老年病医院、康复长期护理的机构，支持养老机构来设置医务室、护理站，为老年人提供治疗、住院、康复期护理这样一体化的健康和养老的服务。

现在地方已经有一些做得好的，也出现了好的成效，比方说上海，169家养老机构设置了医务室，而且这些医务室有100家已经实现了和医保的联网。北京95%的养老机构已经设置了医务室，或者与医疗机构进行签约服务，开辟绿色通道。全国已经有4609家医院与养老机构签订了服务协议，所以这个发展势头是很好的。

居家养老还是我们国家养老的一个主渠道，在居家养老这块，我们大力推进基层医疗服务机构、全科医生、家庭医生优先和有老人的家庭进行签约服务。同时把老年人常得的疾病，比方说高血压、糖尿病、心血管病这些慢性病很好地管理起来，使它能够得到规范的治疗，同时使老人及其家人能够得到健康保健的相关知识，为居家养老的这些老人提供连续、规范、舒心的健康服务，促进这些老人在家能够安心地养老。在这方面，在基层都有一些很好的实践例子，我们要推广这些好的经验，把全国的医养结合落实好。谢谢。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记者：随着我国全面进入两孩时代，儿科医生短缺的问题也越发凸显了，很多家长特别关心也比较担忧，卫生部门怎么应对儿科医生短缺带来的压力和挑战呢？

李斌：你这个问题是很多人都关心的，前天在“部长通道”走过的时候，我看有人喊着就要问这个问题，今天下午我来回答。儿童是祖国的花朵和未来，儿童也是家庭的宝贝，所以让每个儿童都能够健康成长，这是每个家庭的期望和牵挂。我们国家是高度重视儿童的健康保健问题的，颁布实施了《妇女儿童权益保护法》和《母婴保健法》这样一些法律法规，做了制度上的安排。同时要加强儿科体系的建设，我国现有儿童医院99所，有3.6万家医疗机构开设了儿科，全国从事儿科的医务人员大体是12万人，儿科的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服务的能力和水平也不断提高。

经过大家共同的努力，包括社会各界的支持，包括我们这些在第一线工作的呵护这些儿童健康的白衣天使们的辛勤努力，我们国家婴儿死亡率从医改前2008年的14.9‰下降到2015年的8.1‰，这个指标是一个国家国民健康的三大基本指标之一，我们取得这个进步是很了不起的，这个水平已经接近了世界上发达国家的水平。所以大家看到，我们儿童健康的状况是在不断改善的。世界卫生组织授予中国妇幼健康高绩效的国家，这些都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这些儿科的医生们、护士们功不可没。

但是也要看到，我们国家有2.3亿14岁以下的儿童，这个数字是什么概念？就相当于世界第五人口大国巴西的总人口，比它的总人口还多。所以，医疗保健的需求是巨大的，儿科服务的资源总量还是不够的、不足的，配置结构也不尽合理。在季节性儿童疾病的高发期，儿童集中就医的时候，这种供需矛盾紧张的状况就更为突出一些，比如说刚刚过去的这个冬天，由于寒潮、流感这些因素的影响，有些大城市、有些医院都出现了非常紧张的局面。

为解决这些问题，我们正会同有关部门，在制定一个加强儿童医疗保健服务的意见，大家都形成了共识，要采取综合措施，来解决儿科资源短缺的问题，补上儿科这个短板。总的思路，补短板，一方面供给侧要加力，要扩大服务的供给。另一方面，需求侧要减压，要加强预防，减少疾病。

概括起来是四个加强：一是加强儿科医疗服务体系的建设。“十三五”时期，国家把增加儿科医疗资源的供给继续作为体系建设的重点，加大投资力度，力争实现每个省区市都能有一所儿童医院，常住人口超过300万的地级市设置一所儿童医院，二级以上的综合医院都要设置儿科，县级的公立医院和儿科需求量比较大的城市的公立医院也要设置儿科病房。每个省市县都要设置一所政府举办的标准化妇幼保健机构，将儿童家庭作为基层全科医生、家庭医生重点签约的对象。刚才我说了，重点签约的对象首先保一老一小这样的家庭，引导社会力量来举办儿童的医疗机构。

二是加强儿科人才的培养。这也是总理在今年的报告中提出的一个要求，要医教协同、联手解决。教育部门在积极推动开设本科儿科的专业，扩大研究生儿科医师培养的规模，今年就开始增加招生。招生的学校和招生的规模将会逐年增加。我们将儿科和儿外科这两个专业都纳入了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之中，到2020年力争招生儿科住院医师三万名以上。同时加强儿科的继续教育，增加全科医生在儿科专业技能方面的培训。

三是加强政策保障。充分考虑儿科医务人员工作量大、风险高、十分辛苦的特点，合理地确定儿科医务人员的薪酬待遇。医疗机构薪酬分配不得与业务收入挂钩。有些同志反映，说儿科开药又少，病情有的比较简单，收入少，这样收入和分配一挂钩，医务人员的薪酬就少，这种做法是错误的，不能这么做，而且是应该向儿科倾斜，确保儿科医务人员的收入要不低于或者高于其他专业同年资医务人员收入的平均水平，这是一个硬杠杆，要增加岗位的吸引力。合理提高儿科的医疗服务价格，体现医务人员的技术劳务价值。在职称晋升等方面，也要完善相关的激励机制。另外，要着力解决好儿科用药的保障问题，儿童不是成年的缩小版，所以对于药品的剂型、质量、安全的要求更高，我们将会同食药、工信等部门，要采取加快建立儿童药申报审批专门通道，招标定点生产儿童用药，鼓励优先生产，强化质量安全监管，指导合理用药这些综合措施，来保障儿童用药。在定点生产方面，去年我们已经搞了试点，试点是成功的，原来有一些价格便宜、疗效明显、用量又不是很大的药，有些生产企业不愿意生产的，通过定点生产，全国的量就够大了，所以这些企业能够保持一个合理的利润水平，它就积极的生产，短缺的问题也不存在了。对儿科用药，今年我们要采取这样一些办法，来保障它的供给问题。

四是加强儿童疾病的预防。这就从需求侧要减压，要关口前移，加强在托儿所、幼儿园、中小学的疾病预防工作。落实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项目，做好预防接种，加强儿童的保健管理，让我们的儿童能够少得病，让我们的儿童远离疾病，健康茁壮地成长。谢谢大家。

经济日报社记者：去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健康中国”的概念，十八届五中全会再次将“健康中国”上升为国家战略，今年“十三五”规划草案中再次提到了“健康中国”，请问李斌主任，“健康中国”建设的推进情况现在是怎么样的，下一步国家还会采取哪些措施来推动相关工作？

李斌：大家都知道，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里面，李克强总理讲，健康是幸福之基。我们就是要推进“健康中国”的建设，通过全民健康来助力全面小康，这就体现了我们党和国家对于维护人民健康的高度重视和坚定的决心，也反映了我们全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待。我们正在全力推动落实。

国家层面正在积极推进“健康中国”建设规划纲要的编制，同时也在进行“十三五”卫生与健康规划和深化医改规划的编制，通过“一纲要两规划”的编制，确定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总目标、战略重点和主要任务以及保障措施，为统筹解决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民的健康问题做出一个制度性的安排。

总的思路就是按照“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以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为核心，突出问题导向和需求导向，深入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将健康融入所有的政策，加快转变健康领域的发展方式，由过去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更加注重体制机制的创新，更加注重预防为主和健康促进，更加注重提高基本医疗服务的质量和水平，更加注重医疗资源重心下移、资源下沉，使基本医疗卫生制度能够更加成熟、定型，为人民群众创造出更多的健康福祉。

推进“健康中国”的建设，将着力推进六大任务：一是提供覆盖全民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加强重大疾病的防治。二是健全优质、高效、整合型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完善分级诊疗制度，努力为居民提供全生命周期的健康管理和服务。三是健全医疗保障体系，完善药品供应保障机制。四是要建设健康的社会环境。我们说一个人的健康影响因素很复杂，包括社会环境的影响，所以要从大健康、大卫生的角度，来共同治理环境污染、食品安全等等，要建设一个健康的社会环境。五是发展健康产业。六是要培育自主自律的健康行为，提高居民的健康素养，把健康的“金钥匙”交给群众，放到我们全体人民自己手里。

推进“健康中国”的建设，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所以要全社会参与，我们要共建共享，这是个系统工程。我相信，经过我们的努力，“十三五”的规划目标我们有信心来完成，同时推进“健康中国”的建设能够迈开重要的步伐，给人民增加更多的健康福祉。谢谢。

中央电视台央视网和央视新闻客户端记者：今天是三八妇女节，我们首先也祝李斌主任节日快乐，也祝现场女性朋友们节日快乐。我的问题和医药有关，去年有一个人因为替患白血病的病友从印度买了一种仿制的抗癌药，后来这个人差点吃了官司。我们就想知道对于这种患者急需，而国内没有办法生产的救命药，就卫计委的角度而言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能够让这些患者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救助？

李斌：你讲的是药，但是实际上你提了一个深层次的问题，就是推进医改要三医联动的问题，也就是说，医疗、医药、医保一定要三医联动，这也是总理在今年报告中提出的2016年任务，关于如何满足群众用药，特别是要解决一些专利药价格很贵，群众用不起的问题，我们正在采取一些措施，也包括接受了我们一些代表和委员的建议提案，就是要开展国家谈判。现在谈判试点我们已经进行了，选了几个品种，大体是五个左右的品种，包括涉及到癌症治疗的，涉及到一些其他方面的重大疾病治疗的药，价格是比较贵的专利药、进口药，通过谈判以后，谈判的效果应该说是相对比较理想，降幅很大，大体上能降到50%以上。

我们现在正在进行最后的衔接，药和医保也要搞好衔接，衔接最后确定以后，我们将向社会公布，这个药目前就是这个价格了，就会大大减轻群众在这方面用药的负担，其中就包括一些大家说到的提及比较多的治疗癌症的一些药物。下面具体的我想请晓伟先生讲一讲。

马晓伟：李主任已经很充分地回答了这个问题，我们高度关注专利药的进口问题和价格问题，这方面有可能取得一些突破性的进展。一旦药品谈判成功以后，我们将考虑纳入相关的药品报销目录，使这个药的价格能够有比较大幅度的下降。同时，我们也关注在全国推行大病保险之后，有20几种疾病要进一步给予补偿，在补偿过程当中就发现了同时需要专利药和仿制药的问题。所以在进行谈判降价的同时，我们也注意在国内进行对仿制药的研发、国产化，同时对仿制药进行效果的一次性评价，我们也在考虑对一些特殊药品开放绿色通道，实行快速进口的措施。总之，我们要尽最大的努力，来解决一些药物购买难、药价贵的问题，争取在“十三五”期间药的问题能够破题。

深圳卫视记者：为了缓解看病难的问题，国家从2009年开始就在广东、深圳等地试点医师多点执业，那么目前在深圳医师多点执业可以说只要在网上备案就可以了，门槛是大大降低，同时条件也大大放宽了。请问李主任，您如何评价试点效果的？另外您认为目前制约医师多点执业最大的困难和问题在哪里，未来国家将有哪些政策加以扶持和鼓励呢？

李斌：首先我要通报的是，多点执业目前已经从部分地区和城市的试点推向了全国，在全国开展多点执业的有关指导性文件去年就已经下发了，就已经放开了，所以在多点执业方面，我们正在积极稳妥有序地组织开展好相关工作，也取得了积极的成效。到2015年底，全国一共有将近45000名医生注册了多点执业，这些医生36.7%是来自于三级医疗机构，也就是来自于大医院，28.4%是来自于二级医疗机构。对于执业去向进行了统计，来自大医院的医生，到同类医院去执业的比较少，大体在6.7%，到基层去多点执业的占到了76.2%，这是一个非常可喜的现象，就是我们讲，资源要下沉，医生要下沉，专家要到老百姓的家门口给群众看病，现在在多点执业中，已经有76%的医生是下到基层去了。

到民营医疗机构的有35%，到其他医疗机构，包括公立等其他医疗机构的有百分之六十多。在多点执业的医生中，66%是搞临床的，包括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影像科、化验、耳鼻喉科等等，现在看这个势头是不错的，也产生了这样一些好的效果，一是促进了医生的合理流动，我们现在通过管理文件、规范文件的下发，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法律保障和政策环境。二是促进了医疗资源的流动，特别促进了优质医疗资源的下沉，也方便了患者的就医。三是相对提升了基层医疗服务的水平和能力，因为大医院的医生下基层了，多点执业了，他不仅仅是看病，同时也对基层服务人员的技术有一定的培训，包括他们的一些好的方法，好的精神，好的作风，对基层也是一个引导、一个影响。同时，也促进了医院之间的技术交流和合作，有的通过多点执业，逐渐发展为两个医院之间的远程医疗的关系，在县里面，我们的患者就通过远程医疗这个系统，可以和大医院的大医生、好医生，特别是一些高级专家，进行远程医疗上的看病就医，效果是很好的。所以多点执业开局不错，但是还需要继续努力，为多点执业的健康有序发展，进一步提供一些好的政策。有的地方落实起来，在政策上还有一些不落地的地方，我们还要推动这方面的改善和落实。谢谢。

成都电视台记者：刚刚李主任也专门提到了要大医院好医生多向基层下沉，我注意到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当中也专门提到在70%左右的地市来开展分级诊疗试点，请问李斌主任，这70%的试点主要分布在哪些省份？目前在地市开展分级诊疗当中遇到了哪些难点和困难？下一步卫计委会采取哪些措施来推进分级诊疗，让更多生长在小城镇、地级市的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好病？谢谢。

李斌：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重大任务中就有一项，70%的城市要进行分级诊疗的试点。我想，这70%就包括综合改革的试点省，包括试点城市。去年我们已经在100个城市开展了公立医院改革试点，今年要扩大到200个城市。在这方面，昨天晚上我刚刚看到一个材料，一个大数据的分析，我想把情况跟大家介绍一下，然后还有一些问题请马晓伟先生来回答。

我昨天晚上看到的材料是清华大学国家医院管理研究所和北京公共卫生信息中心开展的一个第三方评价评估，对29个省593所医院4050万出院病人的大数据分析，这个样本是够大的，通过对他们病案的首页数据分析和现场的评估，大体上提出了这样一些可喜的变化，我跟大家说一下。一是三级大医院诊疗量增长平缓，人满为患和虹吸的现象趋于缓解，全年门诊量只增长了3.4%，住院服务量下降3.7%，这表明大医院的服务总量发生了一个变化。二是分级诊疗初见端倪，21个省做到了90%的大病患者不出省，75%的患者选择在本市的医院住院治疗，县域内就诊率也进一步提升，有的县已经达到或接近了90%。吸收外省患者多的主要是集中在北京、上海、广东、四川、江苏，这样就给了我们调整医疗资源布局一个比较直观的参考。北京外面来的病人主要是华北、东北的病人，上海是长江流域的病人，广东当然是华南周边了，四川大家知道有华西，西南这一片，使得我们下一步要加快建立区域的医疗诊疗中心，包括要提高有些地区的医疗服务的能力。现在看，硬件基本够了，主要是内涵提升，符合我们整体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我们要提升内涵，提高质量和水平，包括利用京津冀一体化来促进优质医疗资源的分布，像北京儿童医院在这方面带了头，他们主动组织了一个儿童医院的服务网络，也使得这方面的医疗状况有了很大的改观。

我们去年专门在那里开了一个全国的现场会。另外，像河南，本身就有一亿多的人口，北京的阜外医院已经进入到河南，正在建设华东的心血管病治疗中心，这一块就能够辐射出去。下一步，东北要加强区域的医疗诊治中心能力的建设，西北要加强这种布局和能力的建设，包括像在陕西等地方，通过布局，使得过去结构性的矛盾能够逐步得以解决。

下面的一些具体问题，晓伟同志再给大家回答，我就把昨天晚上看到的大数据跟大家说一下。还补充一句，第三个可喜变化，全国人均住院总费用下降1.4%，虽然还不多，但是趋势是好的，平均住院日9.6天继续缩短，这也相对减轻群众的负担。北师大第三方基层的调研，乡镇卫生院人均住院和药费分别下降6.1%和7.1%，城市社区卫生中心下降了2.1%和5.2%，这是我昨天晚上看到的大数据的分析结果。

马晓伟：李主任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应该说，这一轮医改一个最重大的举措就是分级诊疗制度的提出。2009年，新一轮医改开始，明确提出了“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这样一个奋斗目标。

用一个什么样的医疗体制来落实“人人享有”呢？怎样解决我国医疗资源总量不足、分布不合理、优质资源匮乏的问题呢？显然就让我们用有限的医疗资源解决13亿人的看病就医问题。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核心表现为供需矛盾，大病小病涌向城市大医院，城市农村患者也涌向大医院，这样就出现大医院人满为患、小医院门可罗雀的现象。所以分级诊疗是缓解看病难、看病贵的重要措施，也是落实“人人享有”的一个就医体制的保证，是对我国医疗资源格局的重新调整，也是对就医习惯的改变。所以这项战略举措的成功需要一定的时间，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讲，分级诊疗实施之日，乃为我国公立医院改革成功之时。

分级诊疗主要特点有四个：一是基层首诊，二是双向转诊，三是上下联动，四是急慢分诊。关键是基层首诊，大家只有在基层看病，再到大医院看病，才符合就医的次序，也才符合国际惯例，国际上没有不分级诊疗的国家，看病都是按照医疗机构级别来看病的，这样资源才能得到有效的利用。常见病、多发病在基层医疗机构就诊，一旦重症再到上级医疗机构就诊。我们要建立这样一个就医的格局，就要求实现基层首诊。

因此说，基层首诊问题是一个人才问题，人才问题是政策问题，政策问题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待遇问题，一个是职业前途问题。基层医生培养的全科医生，有些优秀医生到基层去，必须解决这两个问题。待遇问题我们是这样想的，一个是政府投入，我们在前五年已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政府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运营经费、人员经费给予了很大的投入。二是价格改革，提高了基层医生的诊疗费。三是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今年是人均45块钱，可以打包给基层医生。四是绩效工资这一块，有相当一部分收入作为绩效工资，用于人员经费。从上海全科医生在基层的情况看，人均收入达到了12万元，北京市今年年底给人员补助经费再增加30%，全部用于基层医生的收入，这样有力地解决基层医生的待遇问题。

第二个是职业前途问题，上海市也正在考虑，我们也在考虑，酝酿基层医生的职称评定问题，把基层医生的职称评定标准和大型医疗机构分开，这样使他有职业发展的前途。基层要拓展基本药物目录，使基层用药和大医院用药基本相当。北京市在今年年底就准备把基层药品目录和三级医院药品目录并轨，这样老百姓就医看病取药，尤其是常见病、多发病，大医院开好药了，就可以到基层取药，不要再到大医院取药。

让患者愿意去基层的政策，就是在基层报销得多，在上面报销得少。在基层看完病，往上转诊，取消起付线。病人从上面往下转，这个医疗收入不计入基层的基本医疗总额包干，医生也有积极性来接转病人，患者也有积极性往上去，解决基层首诊和上下转诊的问题。基层首诊的问题突破了，分级诊疗的问题就有望突破。

最后我要说一句，李主任刚才讲的，实际上是四句话：以区域医疗中心为抓手，以重点学科为支撑，解决区域分开的问题，不要都到北、上、广看病，各个区都有医疗中心；以县医院建设为抓手，解决城乡分开的问题，老百姓得病不进城，90%能够在县医院得到解决；以病种为抓手，慢性病、常见病、多发病，包括急性的一些疾病，这些病分开，上面医院看急的，下面医院看慢的，实行急慢分开；同时解决上下分开的问题。这样假以时日，我们把医疗资源调配好，把政策落实到位，我们国家的就医格局就是个有序的格局，医疗资源的分布就是个合理的分布，医保费用的支出就能够做到精打细算，用得恰到好处。所以分级诊疗制度能够实施，我国解决看病就医问题就能够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大公报记者：我有两个问题想问一下李斌主任。第一个问题，全面两孩政策实施之后，社会抚养费的去留和如何征收备受关注，请问这个社会抚养费未来会不会统一标准或者下调？第二个问题，“十三五”会对港资医院释放什么样的政策红利，您认为港资医院在补充公立医院医疗方面发挥了怎样的作用？谢谢。

王培安：谢谢你的提问，我来回答第一个问题。大家都知道，全面两孩政策有个前提，就是计划生育国策要继续坚持，继续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就要继续实行社会抚养费的征收。根据新修订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实施全面两孩政策后，社会抚养费作为限制政策外生育的制度仍需继续坚持。对于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前，也就是2016年元月1日之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生育第二个子女的，已经依法处理完成的，应当维持处理的决定，尚未处理或者处理不到位的，由各省市自治区结合实际，依法依规，妥善处理。

2014年11月，国务院法制办向社会公开征求了意见，拟将《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改为《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条例》，拟修订《办法》中的部分条款。鉴于全面两孩政策实施以后，情形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根据变化的情况，还需要进行研究评估。据了解，已经修订的地方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的省份根据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地的实际，对社会抚养费的征收管理制度做出了一些修改完善。

马晓伟：我来回答第二个问题，对港资在内地合资合作的情况，应该说，港资设立的医疗机构在我们这儿主要是分为两类，第一是合资合作的医疗机构，这一类医疗机构，我们采取完全开放的态度，并且允许香港的医生有相应资质的即认可准入，可以申办来内地短期行医。同时，我们也以广东等沿海开放省份为基地，建立更多的同港资合资合作的项目，包括一些大型医疗机构合资合作项目，同时加强香港和内地双方学者的交流和往来。

第二类是香港可以独资在内地设立医疗机构。当然，其设置的标准和要求要同内地的单位和个人设置医疗机构的标准相一致，同时需要经过我们的行业准入。这方面的合作我们将进一步扩大，同时将审批权进一步下放到省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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