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业向左向右

锵锵四人谈（敏于思，勇于辩）———东莞突围

编者按：昨日，由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南方都市报主办的“广东再出发———从东莞突围看珠江东岸经济带升级”论坛在东莞松山湖凯悦酒店开幕。

内外交困，矛盾将如何处理

余远环（记者）：东莞企业多处在远离核心技术的终端组装加工环节，世界需要东莞仍然提供价廉物美的工业制成品，可世界不需要东莞的经济转型。而各级政府为了地方GDP和财政税收，头破血流地争夺重大项目、争抢产业资源，此时，要东莞牺牲自己的利益进行产业转移，对广东来说是釜底抽薪，对东莞来说，则是逆水行舟。但是，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又加剧了东莞转型的紧迫性与挑战性。这样的矛盾，政府应该如何处理？

沈洪溥（经济学博士）：对于东莞而言，要强化能动性，强化以我为主的自信，不能等待需求转化，要期待用供给调整来影响需求。在国际经济形势发展到今天这个阶段，再继续将问题归于国际经济形势变化并无特别价值，从次贷危机爆发到现在已经一年有余，准备的时间已经够长，如果坐等变化也算是对策，则是不折不扣的懒惰和怯懦。就政府而言，主导升级的方式不可取，引导产能走向、引进信息和资源是政府的必备功课，但并非专指越俎代庖式的代企业主捉刀上阵。否则，既伤害了企业的能动性，又难以界定责任。同理，如果企业专等政府施力，则无疑惰化了企业。

李华芳（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政府的目标是为当地的公众服务，因此需要首先听取公众的意见，应该铺设渠道让公众意见得到充分表达。如果公众的意见重在地方安居乐业，享受自然风光，而非一味追求GDP，作为地方政府而言就应尊重公众的选择，将政府配套措施转向为公众选择的目标服务。这意味着对于产业升级而言，政府不应该主导产业转型，而是应该尊重企业和消费者的意见。任何一个地方都会面临发展的困境，发展带来的困境包括收入分配不公平、环境污染等等。而市场手段是迄今为止能较好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制度，对于政府而言，在产业升级过程中，维护市场制度的顺畅运行，或许是第一位的。而至于产业具体会如何升级，还是交给市场去选择为好。

侯梅新（民间学者）：东莞经济的飞速发展与本地人的努力和冒险有关，也跟台企的偏好有关。台企投资目的地往往选择远离政治中心、交通又相对便利的地方，不仅内地，台企在东南亚也是这么选择投资地点的。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反正这作为现象是存在的，说明不发达国家的行政干预，对经济发展弊多利少。虽然改革开放30年政策方面变化极大，但是我们的行政体制改变甚微。很难说今天的官员就比企业家们更懂得发展经济了，更懂得产业升级了。

借鉴模式，走一条独特之路

余远环：东莞的转型升级和结构调整，没有模式可以借鉴。除了香港“前店后厂”的模式，把公司作为店留在了香港，把加工厂转移到了内地。你们觉得有哪些国家或地区的哪些做法可供参照？

沈洪溥：香港从一定程度的所谓窗口效应中完成了城市功能升级，它不可能适用于东莞。从产业迁移来看，当然是可借鉴的一方面，但是对东莞而言，如果仅仅是把产能迁移到西部，迁移到越南以及其他国家，那么东莞空心化了之后怎么办？到那时继续讨论经济转型吗？显然，现在所有的转型讨论都是从中长期发展出发，并非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短期之举。东莞崛起走了一条自己的路，建立了自己的核心优势，现在优势不存在了，路走到尽头了，要有勇气杀出一条新的路才有出路，否则对过去的制度路径进行修修补补并没有意义。

李华芳：制造业要转型，可能有两条路径：一是制造业内部的转型，有竞争优势的企业不管处于产业的低端还是高端，都可能在市场上占据一定的位置，这些企业不能因为其没有先进的技术或者没有高级人才就被政府强行“升级”，而是要看到其为何能站稳脚跟，探究其可行的原因。二是制造业向服务业的转型，但这无疑是一个很长期的过程，政府当然会在其中起一定的作用，例如产业政策导向上的优惠等，但关键问题还在于要问一问地方公众和企业的意见。归结起来，也就是企业要创新，对于政府来说，要为创新提供良好环境。这一来意味着政府要深入基层，征求市场主体的意见；二来要广开言路，启发不同的创新见解。

侯梅新：东莞说要发展总部经济，往往被人嘲笑，被人怀疑。我倒觉得东莞将来会成为很多企业总部的选择地点，因为香港的商务旅行成本很高，开个会都难。香港也不会在企业总部外迁中吃亏，因为企业会把结算中心留下，自由港的地位，内地城市无法取代。当然这个过程是缓慢的，一年两年看不出明显的动静。东莞应该鼓励企业去香港上市，充分利用香港金融市场的融资功能，这等于在发展总部经济。

延伸产业，找准积累的优势

余远环：“广东再出发——从东莞突围看珠江东岸经济带升级论坛”之《东莞产业升级调查报告》认为，东莞只有利用自身积累的制造优势，通过发展核心技术和加强对国际市场渠道的控制，从而实现由产业内垂直分工下层向上层的转移，来实现产业转型升级。报告认为，东莞企业需要做的，就是延伸产业链。你们认为有可操作性吗？

沈洪溥：有，看好这种立足原有产业的产业链延伸。这种情况有两个好处，其一是企业家熟悉，所谓二次创业的环境比较好；其二是技术、劳动要素现成，转换成本相对可控，最应该回避的是那种盲目向其他产业迁移的行为。“见异思迁”因为胜率低而非常危险。

李华芳：有一定的可操作性，但关键是要找准积累的制造业优势，这方面要多问企业，少问政府，因为企业最知道自己的优势在哪里。

侯梅新：“延伸产业链”这个说法，对于企业可以说说，但不是在东莞本地延伸。企业在东莞应当收缩产业链，以提高效率，把产业链伸出去，伸到内地或海外去。通过并购，向上延伸；通过投资和转移，向下延伸。不过，企业延伸产业链不是本地政府和市民可以讨论的问题，因为企业向外延伸，东莞未必受益。如果东莞要受益，必需是这座城市是一座适宜居住和生活的城市。这个观念转变了，比鼓吹企业产业升级有效得多。

“改笼育鸟”，让市场归于市场

余远环：秦晖说：“我从来不赞成‘腾笼换鸟’，如果这个‘笼’应该腾，市场本身会腾。如果市场环境不允许这个‘鸟’继续存在，这个‘鸟’自然会飞走。”那么，你认为“改笼育鸟”可行吗？

沈洪溥：可行，就地转型符合地方、企业、劳动者的三方利益。细致考量就可以发现，所有的一厢情愿的政令希望劳动者转换技术、企业转换产品，无非都是要求这些人和企业冒险，我个人认为，鼓励冒险、鼓励牺牲的文化是自私的。如果地方政府有这种文化，那这种地方政府是缺乏自信和足够强有力的信用的。政府如果没有能力为企业的试错行为埋单，那么就不应该过度干预企业的经营。客观而言，企业的死活都是市场决定的，是市场正常现象。但如果企业死活是因为在政府激励下冒险导致的，那么是不正常市场的不正常现象。我们要避免这种不正常现象出现，给企业一个正常的环境转换结构，毕竟时间还没有紧迫到朝夕之间的地步。

李华芳：从“腾笼换鸟”变成“改笼育鸟”，这是对的。因为产业转型不能毫无根基，进行“空投”。虽然“空投模式”没准也在表面上获取了成功，但却忽略了前期公众意见的表达和听取环节，往往隐藏在表面繁荣背后的是巨大的社会成本。产业的路径依赖会对后续的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如果市场是有效的，那么产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如果遭遇瓶颈，这种瓶颈可能是技术限制或者是市场容量的限制，无论何种限制，市场本身就会做出调整。如果政府拔苗助长或者削足适履，都会对正常的市场行为产生不良影响，也会影响产业转型的过程。还是那句话，让市场的归市场，政府做好守夜人的工作，为市场创造良好环境，这样才不会破坏市场这一“生态系统”的自我更新，而产业转型恰好可以看作是市场自我更新的一个过程。

侯梅新：把城市和企业比喻成笼和鸟的关系，本身就不成立。企业是会迁徙的，商人无国界，资本无国界，何况在城市之间。把城市当成笼子来吸引鸟的行政长官，一定会先投诱饵，鸟的智商远不如人所以上当，企业家可是人精，把饵吃掉再跑，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往往是地方政府。“筑巢引凤”比喻城市与企业的关系贴切一些，只要把巢筑得足够大，大鸟来了，小鸟自然会跑，不用人去驱赶。不过引来的，自然也容易被别人再引走，筑巢是低技术劳动，你会做别人也会做。因此筑巢引凤不如养小鸵鸟，长大了不担心它会飞走了。

转型升级，政府应清晰定位

余远环：向本报发来5000字长文的东莞市屹立印刷有限公司总经理肖功俊认为，政府自身的升级转型是企业升级转型成功的基本条件。你们认为对吗？产业升级路在何方？

沈洪溥：产业升级应立足于企业为主、政府搭台和保障就业的根本立足点。明确所有经济要务不是为了做实验或者求政绩，是为了切实提升企业绩效、提升地方就业，只有人人有饭吃、企业有业务的路径转换才是有意义的，也才是地方经济发展的目的，单纯的增长指标和单纯的新产业项目和多数本地居民无关，只有宣传的功效，好看不好吃，应该摒弃。产业升级应立足制造业，细分的小品种制造业，不能贪大求全，特别要注意，中国的城市转型、工业城市结构转换并不是只有一条路，并不是只有一种模式，学习美国也好、西班牙也好、法国也好、瑞士也好、意大利也好，各有优势，可以由政府创立中小企业发展论坛，鼓励内外部中小企业的企业主有交流的管道和场合，集资广益来探讨问题，毕竟，坐在屋子想对策远不如聚在一起搞头脑风暴有成效。

李华芳：从当下的环境来看，产业要转型需要依靠市场，也要减少政府的干预，而现状是政府对市场忧心忡忡，恨不得自己下手，干预冲动难以抑制。所以产业转型首先需要约束政府行为，转变政府的认识，如果这个可以被称为是“政府转型”的话，那么产业转型的确需要政府转型。中国政府的家长制心态首先需要改变，这意味着尊重市场，把市场主体当成平等主体来加以对待，认真听取市场主体的需求，通过公开透明的行政程序高效廉洁地为市场服务。也就是说，要变领导为服务。而建设服务型政府，恰是中国改革题中的应有之意。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光是产业要转型，政府也要转型，而产业的转型要听取公众的意见，政府的转型要为公众的选择服务。

侯梅新：现在讲政府的升级转型为时尚早，先要转变观念，把经营城市转变为建设宜居城市。宜居不是适宜北京人、上海人，甚至外国人居住，而是适宜现有东莞居民居住。只要服务好本地市民，口碑一传出去，自然会有人迁进来。不要担心服务得太好，低素质人口就会蜂拥而入，因为市场会调节的，比如人多了，地价、房价和租金自然上涨，上涨之后只有能力较强的才能留下来。当一个城市，如果相对于其他城市，租金下跌较快，那说明这个市政府一定做错了什么。当然，人为地提高租金更是错上加错，它会驱逐所有人，把整座城市的人气给毁掉，毁掉人气，也就毁掉城市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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